一千五百九十四 給彼此以枷鎖

    子產鑄刑書毫無疑問是具備正面進步意義的，他的行為為後續諸侯國公佈成法律開創了先例。

    然而在子產鑄刑書往後的歲月裡，雖然法律條可以明確的對外公佈了，卻依然面臨著四重嚴峻的挑戰，整個社會並沒有因此而成為法治社會。

    這四重挑戰其實很有代表性意義。

    第一，是皇權制度下皇帝天下最大，凌駕於法律之上，不受管束，如此一個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傢伙存在於這個世界上，等於王朝法律就是個空架子，本質上不具備真正法律的價值。

    第二，帝國官僚依靠皇帝的權力生存，對皇帝負責，而不對民眾負責，所以本質上也是蔑視法律的，統治階級利用法律壓迫鉗制民眾，法律成為壓迫民眾的刑具，而非規範人們行為的準則。

    第三，那就是民眾普遍不識字，更沒有學習途徑，法律條擺在面前都看不懂，無力用法律保護自己的利益，於是發展到最後出現了法學傳承世家，知識分子將律法家傳，世代出任朝廷法官，如大名鼎鼎的郭嘉出身的潁川郭氏。

    第四，法律條受限於時代和人們的認知，不可避免的會出現諸多漏洞，就算發展到了法治社會，也會有訟棍一類的人物專門抓住法律的漏洞，從漏洞中獲取利益，肆意踐踏法律的尊嚴與意義。

    蘇詠霖認為，王朝統治下的民間亂象，主要由這四個問題產生，大明國建國初期的一些民間亂象和腐敗桉件，也源於此。

    大家打心眼兒裡認為律法就是廢紙一張，官字兩張口，上下嘴皮子一碰，說什麼就是什麼，顛倒黑白又怎麼了？

    你一介草民還能翻了天不成？

    正是因為這種普遍性的對律法的不信任不承認，社會運行成本和社會內耗才會居高不下，明明可以用律法解決的事情，卻成為了正反兩方拉鋸的戰場。

    官府在其中大受好處，左右逢源，吃得滿嘴流油。

    這種情況是罪惡的，是不正常的，是不能被接受的。

    所以蘇詠霖決定對自己開刀，毅然拿掉了自己皇帝的身份，把至高無上超脫一切的皇帝給廢掉，然後把自己置於法律的管束之下。

    他公開的明確表示自己也不能違背自己牽頭制定的各項法律，法律是可以制裁他本人的，如果他本人真的觸犯了法律的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