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無臭蛋 作品

第10章 帝國喪鐘

    總有刁民想害朕。

    收復安南兩年後,鹹通九年(868),一個歷史遺留問題重回大眾視線:徐州銀刀軍。

    四年前,朝廷招募徐州地區散寇遊勇,南下赴廣西一帶駐防,用於抵禦南詔入侵。按照最初設想,此舉既能解決徐州銀刀軍之內亂,又能解決南詔之外患。所以朝廷制書已經很直白了,要儘量招募以銀刀軍殘餘為主的匪盜。每滿五百人就開團。

    在應募南下協防的徐卒中,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(今廣西桂林)。現在,“安南戰爭”已經結束,他們不斷提出換防、返鄉的要求,卻一再遭到拒絕。於是,徐州兵以實際行動捍衛了他們驕橫難制的口碑,發動了兵變。

    按照慣例,邊關戍卒是三年一期,期滿換防。很多歷史資料都粗線條地採納了這個原因,說桂林徐卒三年期滿而不得返,是其兵變的直接原因。

    有的資料說他們已經被拖延了一期(實際是是拖延了一年),卻仍被告知要繼續執勤一年。三年之後又三年,三年之後又三年,這都快十年了,老大!

    前文已經特意強調過,雖有“三年一期”的慣例,但朝廷敕文中已經明文表示:待嶺外事寧,即與代歸。

    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太負責任的說辭。“事寧”的評判標準是什麼?是收復安南,還是別的戰略目標?究竟怎樣才算事寧?

    然而無論是“三年超期說”,還是“事寧不遣說”,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變,說他們是“被逼”起義,實在太過於牽強,對歷史也太不負責任。

    本書正是要拂去封塵,理出繁雜事件的背後真相,探究其內在的邏輯。不盲從敷衍,更不譁眾取寵,還原歷史本真。

    戍卒兵變,固然有他們包藏禍心的元惡,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確有不妥之處,起到了激化作用。

    朝廷在徐州地區募兵,主要徵兵對象就是違法亂紀的匪盜,也就是令地方頭痛不已的銀刀軍。同時,給徐州地方派來了新的領導——崔彥曾。

    崔彥曾也是文官出身,同樣是個鐵面無私的鷹派人物。“通於法律,性嚴急”,朝廷委派他來,就是要以高壓態勢,狠治徐州。

    崔彥曾“長於撫養,而短於軍政”,於是在治軍方面,更多的是交給三個心腹親信去辦理。這三個手下是尹戡、杜璋、徐行儉,三人對朝廷的精神是心領神會的,那就是要對徐州兵狠毒,同時不能讓朝廷背鍋,朝廷仍然要以一副寬容仁慈的嘴臉出現在公眾面前。

    於是,三人肆無忌憚地欺負、盤剝徐州兵,以兇殘貪暴聞名全軍。

    鹹通九年,舊例三年代歸的期限已滿,且安南已經收復,南詔退兵,嶺外的事也寧了,駐防桂林的徐州兵請求返回。這是合理請求,不算過分。

    尹戡以軍費緊張為由,傲慢地拒絕桂林戍卒返鄉,“明年再說吧。”

    官府的這種搪塞態度激怒了戍卒家屬,他們飛書桂林。很快,戍卒也被激怒,“我們是來戍邊的軍人,不是被流放的犯人!”幾年以來的壓榨、屈辱,都化作無盡的憤怒。

    可巧,七月,桂管觀察使調任湖南,而接替他的官員還未到任。桂林戍卒暫時處於無人監管狀態。

    於是,他們抓住了這個稍縱即逝的寶貴機會,發動兵變。

    他們殺死了指揮官,推舉了糧料判官龐勳作為頭領,打開了軍械庫,私發武器裝備,開啟了他們的武裝返鄉之旅。史稱“龐勳兵變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