雲無風 作品
第1173章 立威(中)
讓申時行坐立不安的，並不是高務實已經夠資格讓魏學曾出面幫他——雖然這本身也是一件很具有代表性的事。
魏學曾是什麼人？隆慶年間高拱回朝，以次輔兼掌吏部尚書，彼時魏學曾便已經是吏部左侍郎，是高拱實際上的“第一助手”。
換句話說，他是和高拱一輩的。只是他這個人的官運說好也不太好，當時如果正常發展的話，他其實是挺有希望趕在許國之前入閣的，誰知道……丁憂了。
後來回朝幾年，其中還經歷了高務實中狀元等事，原以為這次該入閣了，結果不僅沒入閣，還又丁憂了，最後就導致現在這個局面。
等他丁憂完要回朝，燕京方面一個蘿蔔一個坑，全都處在滿編狀態，張四維實在沒辦法給他弄回燕京(他資歷太高，不可能降級用為侍郎)。萬般無奈之下，便只好讓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戶部尚書，等京師出缺再北調回來。
誰料，接下來張四維自己丁憂了。
不管怎麼說，魏學曾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是比較特殊的，他即便不是現在的實學三閣老之一，但其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絕對不弱於現在的許國、張學顏和吳兌。
高務實能請動魏學曾為他站臺、辦事，足以說明高拱、郭樸、張四維三代首輔所留給他的政治資源已經被他完全掌控。
可以說，隨著魏學曾的上疏，申時行“掂量高務實斤兩”的計劃算是已經完成，他已經知道了高務實的實力，知道他在實學派內部的實際地位不會弱於許國這個名義上的黨魁。
但對於高務實現在這樣的實力，申時行好歹也是有心理準備的，雖然真的擺在面前的時候會讓他嘆息一聲，卻不至於感到驚懼。
讓他驚懼到坐立不安的，是魏學曾這道上疏的矛頭所指。
這道奏疏，咋一看是彈劾潘晟，但申時行敏銳的發現那並不是魏學曾的重點。魏學曾其實只是順便彈劾了一下潘晟，他真正要做的是在應天、浙江一帶重新擬定稅率。
大明朝的稅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定下的，它不像後世的稅率那樣擁有全國統一性，而是一地一稅，以開國時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為根基搞出來的，後續調整的幅度非常小。
理論上來說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，這種固定的稅制肯定會逐漸積累越來越多的問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該多調整調整，讓稅率始終符合各地的實際水平和承受能力。有些地方發展快了，這稅率就可以稍稍提高；有些地區發展慢了，這稅率就應該稍稍降低。
但以大明朝廷在財政問題上的一貫僵化表現，這種想法顯然是在做夢。簡單的說是怎樣呢？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稅率，當地(本縣、本府、本布政使司)都勢必跳出一大堆人來哭窮賣慘，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稅、免稅什麼的，才會聽見歌功頌德的聲音。
為何大明收稅越收越少，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
而具體到應天、浙江等地，提高稅率這種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沒人敢碰的禁忌話題。
為什麼？因為這些地區雖然經濟最發達，可是它們培養出來的官員也最多，朝廷中當政的大佬們一抓一大把，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稅率？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啊你！
即便朝廷搞出了科舉南北榜來平衡官員選拔的地域問題，但這種局面的改觀也不是很大，因為東南官員背後依靠著全國經濟最強的地區，該地區的大商人們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損害，都在背地裡出資支持本地官員的“發展”，這個問題前文有述，此處不贅言。
於是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結果: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別(南榜看不起北榜，除非你是三鼎甲)，現在雙方所受到的額外支持還不對等，那當然是南榜進士更容易混出頭。
於是這般一來，兩百年過去了，東南一帶雖然富冠天下，但其稅率卻始終不見上調，反而有個別地區居然還下調了一部分。
魏學曾是什麼人？隆慶年間高拱回朝，以次輔兼掌吏部尚書，彼時魏學曾便已經是吏部左侍郎，是高拱實際上的“第一助手”。
換句話說，他是和高拱一輩的。只是他這個人的官運說好也不太好，當時如果正常發展的話，他其實是挺有希望趕在許國之前入閣的，誰知道……丁憂了。
後來回朝幾年，其中還經歷了高務實中狀元等事，原以為這次該入閣了，結果不僅沒入閣，還又丁憂了，最後就導致現在這個局面。
等他丁憂完要回朝，燕京方面一個蘿蔔一個坑，全都處在滿編狀態，張四維實在沒辦法給他弄回燕京(他資歷太高，不可能降級用為侍郎)。萬般無奈之下，便只好讓他去南京先做一任南京戶部尚書，等京師出缺再北調回來。
誰料，接下來張四維自己丁憂了。
不管怎麼說，魏學曾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是比較特殊的，他即便不是現在的實學三閣老之一，但其在實學派內部的地位絕對不弱於現在的許國、張學顏和吳兌。
高務實能請動魏學曾為他站臺、辦事，足以說明高拱、郭樸、張四維三代首輔所留給他的政治資源已經被他完全掌控。
可以說，隨著魏學曾的上疏，申時行“掂量高務實斤兩”的計劃算是已經完成，他已經知道了高務實的實力，知道他在實學派內部的實際地位不會弱於許國這個名義上的黨魁。
但對於高務實現在這樣的實力，申時行好歹也是有心理準備的，雖然真的擺在面前的時候會讓他嘆息一聲，卻不至於感到驚懼。
讓他驚懼到坐立不安的，是魏學曾這道上疏的矛頭所指。
這道奏疏，咋一看是彈劾潘晟，但申時行敏銳的發現那並不是魏學曾的重點。魏學曾其實只是順便彈劾了一下潘晟，他真正要做的是在應天、浙江一帶重新擬定稅率。
大明朝的稅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時期就已經定下的，它不像後世的稅率那樣擁有全國統一性，而是一地一稅，以開國時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為根基搞出來的，後續調整的幅度非常小。
理論上來說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，這種固定的稅制肯定會逐漸積累越來越多的問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該多調整調整，讓稅率始終符合各地的實際水平和承受能力。有些地方發展快了，這稅率就可以稍稍提高；有些地區發展慢了，這稅率就應該稍稍降低。
但以大明朝廷在財政問題上的一貫僵化表現，這種想法顯然是在做夢。簡單的說是怎樣呢？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稅率，當地(本縣、本府、本布政使司)都勢必跳出一大堆人來哭窮賣慘，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稅、免稅什麼的，才會聽見歌功頌德的聲音。
為何大明收稅越收越少，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
而具體到應天、浙江等地，提高稅率這種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沒人敢碰的禁忌話題。
為什麼？因為這些地區雖然經濟最發達，可是它們培養出來的官員也最多，朝廷中當政的大佬們一抓一大把，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稅率？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了啊你！
即便朝廷搞出了科舉南北榜來平衡官員選拔的地域問題，但這種局面的改觀也不是很大，因為東南官員背後依靠著全國經濟最強的地區，該地區的大商人們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損害，都在背地裡出資支持本地官員的“發展”，這個問題前文有述，此處不贅言。
於是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結果: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別(南榜看不起北榜，除非你是三鼎甲)，現在雙方所受到的額外支持還不對等，那當然是南榜進士更容易混出頭。
於是這般一來，兩百年過去了，東南一帶雖然富冠天下，但其稅率卻始終不見上調，反而有個別地區居然還下調了一部分。